作为法律与文学研究者，⑧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敏锐的问题：电影的许多细节充满喜剧性，秋菊不能仅仅被看作一个悲剧性角色。
该案受害者中，部分人员是与靳如超有明确利害关系的人，而同时更多的则是与他素昧平生、毫无往来的无辜人群。特别是，在受害人直观感受上，二者造成的伤害程度几乎完全相当，这也使得普通群众很容易将极端暴力犯罪与暴力恐怖犯罪相混洧。
同时，也只有将具备一定政治目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构成的要件，才能更清晰地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服务于反恐斗争实践，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越简单越明确，越扼要越有力。为此，一些国家主张，在犯罪对象上，只有针对平民和非武装人员使用暴力，并谋求达到某种政治、宗教、种族或者意识形态目的，才能称为恐怖主义犯罪。显然，极端型、灾难型暴力犯罪处在敌我矛盾边缘上，如果将其归入恐怖主义活动，进而动用军事处理手段，则可能造成打击面的扩大化，进而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将此类人群彻底推向人民和政府的对立面。[18]综合各方面对恐怖主义的定义，目前有四个基本要素形成了共识。
反恐到底反的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采取何种应对手段，选择适用何种法律，甚至影响着国际反恐战争的正义性，所以多数国家对此持谨慎态度。在依据现有国际、国内法规定，很难通过犯罪构成理论对其行为性质作出严谨、科学界定的情况下，对具体恐怖袭击行为进行具体分析，依据不同情形作出适当判断应是一种比较理性稳妥的选择。从本文提出的法哲学基本范畴可以清楚看出，它同法理学相比较，其范畴是完全不同的。
一是社会秩序与个人思想与行为自由的矛盾。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一个令人十分注目的新概念是在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使用的立改废之后加了一个释字，变成了立改废释，这是一个重大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经常称原始社会的习惯为法。一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它们否认或忽视人的理性认识能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决定》以来，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提高法官素质是保证判决客观公正的基础条件。
这是法治优先于人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三)执法的时空观 当下，国务院之所以能提出重点工作任务和如此具体的行政工作目标并获得全国人大如此高度的认可和支持，根本原因是基于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政府执法的实践经验和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的准确分析，而历史也充分证明，在党中央领导下，政府总能说到做到。微观上，如刑法中必须对犯罪四要件予以重视，否则会划不清楚罪与非罪的界限。二是权威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政府与人民的矛盾。
这是法产生和存在的客观需要和依据。即政府要依法行政，社会要依法自治，法院公正司法。如何辩证地正确认识与处理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还要根据不同地区历史条件和各自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如经济关系中的价值规律，选举中的竞争规律，违背它们就不会有活力。这就涉及到现代法的人本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为达此目的，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必须全面提高全体司法人员的素质。六、法的伦理性与工具性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法的价值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
这也决定了法的正义性。我国在刑法上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就是古今中外的法律制度中所没有的。这些本质和特征，它的独特的内容，必须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否则它将不成其为法，或者是具有很多缺陷和瑕疵的法即便如格林所说，只有当发生外力干涉且是不可避免的外力干涉时，才构成对表达权的限制，可这里的狭义噤音究竟指的是哪个层面？是部分狭义噤音，还是整体狭义噤音？若指向前者，如下文即将论证的，它将背离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63] 四、通向表达权的极简（minimal）理论？ 就目的而言，兰顿主张在言行事等同于表达权，其理论愿景是，在言者的言论表达与听者的信息接受之间建立意义清晰、互通意会的关系，从而准确地实现表达权。况且，就算元价值存在，价值多元论的极简理论是否会因此遁入价值一元论的繁冗理论行列？再有，此类原则的恒定性也是不得不慎重考量的一个问题。
三、对在言噤音即表达权受限制的三重检讨 仅仅质疑，似难彻底推翻人们对将在言行事作为表达权言语状态的坚信，因为人们完全可以藉由个别例外（a few exceptions）[45]的理由，对此进行辩护。比如，甲对乙说：我封你为丞相，又对罪犯丙说：你可以免于刑罚，此时，难道乙和丙就真的拥有相应权利吗？第二，兰顿将在言噤音与表达权受限制画上等号，忽视了噤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其次来看部分噤音与广义、狭义噤音互融的状况。在此背景下，若能选择一种既能吸纳两者优点又能避免两者缺点的方案，无疑是最佳的。
可如何判断邪恶的、无价值的言论，以避免陷入无休止的价值客观性[82]之争，或许本身就是个更为复杂的难题。极简理论费尽心思从经验与逻辑中归纳出来的公式，或许描述了表达权可能存在的形式上的事实状态，然而，言论表达的道德实践始终要面对可接受性或者说价值的追问，如果做不到这点，极简理论处心积虑构建的言语类型——发意行为，其价值就会变得微不足道。
退一步说，纵使达成一致意见，政府完全有可能将自己的价值渗入进去，从而出现在倒掉洗澡水时，亦将孩子一并扔掉的窘境。[5]参见注[3]，侯健书，第9页。从逻辑上分析，部分噤音包含了两种情形：某种言论在此时此地受到噤音，而在某时某地，则未受到噤音。例如，当看到天空中的雨滴落下，甲说：天下雨了。
这样一来，必然会加重听者的义务负担，最终导致表达权从消极自由滑向积极自由。在此意义上，格林与兰顿两人间看似激烈的争辩，实质上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部分学者认为，噤音仅指女性的言论表达。[65]概言之，言论中携带着意义的流变性和多义性本就是一种常态，忽视甚至违背此常态而构建的理论，不仅无法恰切地阐释表达权的真实含义，而且也必将破坏其自身追求的内在自洽性。
事实上，格林的噤音分类是脱离语境来论证的，这才是产生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也就是黑格尔的自由悖论。
[58]See Mari Mikkola,Contexts and Pornography, Analysis, Vol.68, No.4(2008), pp.316-318. [59]同注[6]，Jennifer Saul文,第238页。通过考量由言取效、以言表意，不难发现，前者可能引致言论表达的积极自由，后者则可能使言论表达偏向消极自由。[72]郑光明教授将其称为超薄理论。首先，一如前文论述，因侧重噤音强度的广义/狭义噤音无法应对兰顿基于广度的整体/部分噤音的质疑，所以，语义指向的流动性无法消除，在该背景下，将广义/狭义噤音放入发意噤音，命题A就必不可免地存在意义不清的问题。
Leslie Green,Pornograph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8, No.1(2000), pp.35-40. [47]参见注[17]，第274-275页。然而，有关噤音的内涵，学界看法不一。
鉴于弱表达权困境内嵌于整体噤音中，整体在言噤音又是整体噤音的一种类型，所以，该困境必然一一呈现于整体在言噤音中。[13]See J.Hornsby R.Langton,Free Speech and Illocution, Legal Theory, Vol.4, No.1(1998), p.23. [14]同注[1]，Lynne Tirrel文，第186页。
[15]其次，言论表达从来都不是一厢情愿的，它需要言者与听者间具有意义体悟的交互性（reciprocity）。[77]若说繁冗理论是以呵护女性的平等权、实现女性自治为其至善生活目标，那么，极简理论所要关心的则不限于某一特定群体，而是不特定的言者、听者，它通过强调程式化结构要件的满足——发意行为与发音通道相融，使得不同个体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决定得到充分的彰显，最终达致至善生活（至于至善生活的目标为何，在所不问）。
